近年来，国家图书馆每年图书及出版物失窃、破损至少达600册以上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。“先学做人，后做学问”。来国图的某些读书人，显然偏离了这一传统。
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图书馆。每天有近万名读书人来这里汲取知识。
对多数读书人来说，他们的大脑犹如海绵，而知识就像水分；而对极少数读书人来说，他们也是来消化知识的，不过，消化知识的方法略有不同：他们把有用的知识，一页一页撕下来，独自“吞”进肚里。胃口更大的干脆将整本书，一本一本地“吞”下。
这绝非危言耸听：国家图书馆正经历着建馆近90多年来“最卑劣的偷盗”。据介绍，近年来，国图每年图书及出版物失窃、被损至少达600册以上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。记者在国图二楼中文社科图书第一阅览室的一间陈列室看到，这里专门陈列着数百册图书，有的开了“天窗”，有的页码被撕得残缺不全，有的被乱涂乱画，有的被换了“内瓤”。叫人不能容忍的是，此类现象国图多数阅览室都有发生。
在保卫科，记者看到，因毁书拒交罚款等原因被暂扣的身份证、学生证、工作证等证件，不下百件。该馆办公室副主任说，国图至今仍有上千个借书证无人认领。
自1909年京师图书馆（国家图书馆前身）建立，历任馆长缪荃孙、梁启超、蔡元培、袁同礼、丁西林、刘季平、任继愈等，个个堪称读书人的楷模。“先学做人，后做学问”，是国图这些栋梁人物一以贯之的传统，但今天来国图的某些读书人，显然偏离了这一传统。他们采用各种手段，试图将这些本来可使多人获益的书本据为己有。令人痛心的是这些读书人中包括教授、研究员、领导干部和在读博士、硕士、大学生，无所不有。
为此，国图人发出良心拷问：读书人啊，怎样才配得起这个称号？
58岁的Z某某，是国家某研究所的研究员。在所里，他是德高望重的学者；在弟子们眼里，他是受人爱戴的老师；在家里晚辈们眼中，他是慈爱的爸爸、爷爷，可在国图外文期刊第一阅览室的工作人员眼中，Z某某头上远没有这些光环。他只是个偷书人。
1999年4月的一天，Z某某像往常一样，掐着点儿来到国图外文期刊第一阅览室。他是这里的老读者了，工作人员都对他很客气。中午时分，Z某某大摇大摆往外走，工作人员与他点头告别后就忙起手头的事，但安检门似乎不理会生熟贵贱这套东西。当Z某某通过安检门时，警报器响了。工作人员大为吃惊，要求Z某某重新通过安检门。再过，警铃又响。工作人员要求他将腋下的一沓小报放下第三次通过安检门，警报器哑了。翻开小报，《物理报告年度论文集》赫然显露。
外文书籍及期刊由于价格昂贵，国图每种一般只收藏一本，而《物理报告年度论文集》是馆藏核心刊物，价值3500美元。按照国图有关罚款条例，Z某某应被罚款的数额最少不下30万元人民币。
也像所有偷书人事发后的表现一样，Z某某起初辩解自己只是想拿出去复印，继而又称身上没带很多钱，想放下书走人。当他听说应被罚款的数额后，一下蹦得老高，声称要去有关部门告国图乱罚款。但转而他又软了下来，哭诉自己家庭如何如何困难，并一再恳求工作人员一定不要将此事告诉他的单位和家人。
国图考虑该书并未损坏以及Z某某的实际经济状况，最终作出罚款1500元人民币并写出深刻检查的决定。而Z某某即使全部复印此书，费用也不过区区200元。
即使如此，Z某某也不知该到哪里筹措这1500元。“我该怎么向家人要这笔钱呢？”
当他请求用支票付罚款遭到拒绝后，“整个像霜打的茄子一样”。数天后，Z某某送来了1500元罚款和检查，“从始至终没有抬起过头”。工作人员告诉他认错改正还欢迎他再来。Z某某一个劲儿地摇头，长叹一声：“国图我是没脸再来了。”
该阅览室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：“从那时到现在，再没见到过他。想起当时他那个难受的样子，你就理解了什么才叫斯文扫地。”
相比Z某某的斯文扫地，北京某医院的Y女士，就全无斯文可言了。去年11月28日，身为大夫的Y女士，来国图外文期刊第一阅览室查阅资料，临走时试图将一本《花旗银行》刊物偷走，安检门挡住了她的去路。Y女士急中生智，顺手将刊物扔回书架。工作人员找回此书与她理论，Y女士称自己“误认为是广告插页就带了出来”。使尽各种抵赖手段终于无效后，Y女士转身便跑。可怜堂堂亚洲第一图书馆，瞬间变成田径竞技场。绕着图书馆楼层，保安人员追了四五圈，Y女士情急看保安仍在附近守候，拔腿又跑。直到国图的大门口，保安才将她抓住。
事后，Y女士认错态度依然十分恶劣，工作人员扣下她的阅览卡和一份轻描淡写的检查，并要求她在几日之内将罚款交来。从此，Y女士再没露面。工作人员已与Y女士的单位取得联系。他们说，此事决不能就此罢手。
S某某的未来本来可以用前程似锦描绘：23岁的年龄，北京某名牌大学的在读博士生，好日子就在不远的地方向他招手。但这一切都毁了，15000元的罚款，压在这个本来连2000元学费都无力筹措的年轻博士生头上。比这还可怕的是良心的不安，像一块沉重的巨石，压在他的胸口，将伴他度过一生。
S某某在洋洋近万言的检查中这样叙述了那个“黑色的下午”：8月4日下午，我来到国家图书馆外文期刊阅览室查阅有关外文论文资料。这方面的文章倒有不少，但每一篇都有15页左右。这样一来，如果要复印15篇论文，所需费用就会将近150元。可是，我当时只带了100元。
这时，一个邪恶的念头在我大脑中一闪：如果将这些论文直接带走，不就可以省下这笔钱了吗？
于是，我就做了一件蠢事。下午快下班时，趁人比较少的时候，我将有关期刊和撕下的文章藏在衣内，准备带出阅览室，结果被管理人员发现。
一念之差，铸成大错！为了省点钱，我妄想将图书馆内的公共财产掠为己有，而完全置他人和国家的利益于不顾，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情，我真为我的行径感到可耻。这些资料都是比较新的、比较前沿的。可以说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都需要这些资料。如果我真的将它们带走，万一有一天，需要这方面信息的人来图书馆查阅资料，发现这方面的资料已经严重损坏甚至根本没有了，他们一定很失望，并且对这个国家级的图书馆失去信任，甚至影响到他的工作，如果他的工作又涉及到国家的重点项目，造成的后果将更加严重。
我对不起我自己。我原本可以有个美好的前程，原本可以将自己的才干用到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。可是，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。我这是自毁前程。我对不起我的父母。他们含辛茹苦，省吃俭用，把我拉扯成人，对我寄予厚望，希望我今后能有出息，为父母争光，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。而如今，我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深切期望。我不但没实现他们的期望，反而做了对不起国家、对不起人民的事情。我真是个败类！
我对不起我的老师和母校。他们本以为那个曾经让他们感到骄傲、寄予厚望的学生，今后一定会大有作为，为老师和母校争光。可如今，我却做出此等可耻至极的事来，让他们颜面无存。我真是该死！我对不起这个国家级的图书馆。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好地阅览图书，图书馆营造了非常好的读书环境，并提供了各种先进的设施来方便读者的查阅。而且，国家每年花费大量资金购买图书，尤其是外文图书，价格非常昂贵。而我的存在，使这一切变得异常不和谐。我的这种做法，无疑是没有理解图书馆乃至国家的一片苦心！
我也对不起广大读者。我只顾自己，完全不顾其他读者的利益。现在这部分期刊已经损坏，这一定给这些读者造成很大的不便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恳请图书馆的领导让我负责把这些图书尽量修复好，以弥补我的过失！
其实，我最对不起的是这个国家。我之所以有今天，是与国家对我十几年的悉心教育分不开的。这些年来，国家不惜花费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投入教育，就是希望这批受教育者，尤其是拥有高学历的人，将来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。可是，如今贡献没有，却枉费了国家对我十几年的教育，辜负了国家对我的一片寄托与厚望！做出这种事，我真是对不起任何人！考虑到我还是个学生，并且是初犯，恳请领导给我一个改过自新、戴罪立功的机会。恳请领导不要将此事通知我的母校，好吗？我知道，我所犯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，影响是非常严重的，但请图书馆领导针对我的情况，给予惩罚。只要我力所能及的，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！
S某某偷的是英国出版的《计算机辅助设计》，一套12册，全年单价1．6万元。他偷了其中的一本，并撕掉其余11册共计166页。按照有关罚款条例，S某某被罚款的数额至少不低于8万元。国图根据他的实际情况，减为1．5万元。现在他已交了7000元，其余逐步偿还。
国图工作人员不无忧虑地说：“我们倒不担心他现在交不上罚款，工作了以后罚款可以逐步交。我们担心的是他的良心，这份不安快要把这个年轻人压垮了。这笔债怕是一辈子也还不清了。”
假如一个惯盗偷了数万元人民币，案子破了，他恐怕只有一个去处：监狱。而偷书呢？窃书不算偷吗？
前不久，国图破获了建馆以来最大一起偷书案。该惯盗两年间累计盗窃外文书刊93册，按实际书价每册800元计算，累计折合人民币近8万元。令人费解的是国图“考虑其前途”，仅仅罚款两万元就了事了。
目前，该惯盗还在北京某大学窗明几净的教室内安然地读他的研究生。
当然国图有国图的难处：现在的《条例》只有罚款的权限。国图也承认，其实，从哪种角度讲，该研究生的行为都已构成犯罪。从手段讲，他之所以能屡屡得手，是因为掌握了一套反防盗装置技术；从性质讲，属于屡犯，且数额巨大；从动机讲，尤其令人震惊。
他在检查中坦白：“我知道国图的外文书仅此一本，如果我占为己有，专业方面我就略高他人一筹。”据国图介绍，在偷书者中，尤其是偷外文图书者中，怀如此动机者，不乏其人。国图一位领导痛心地反问：“这样的人，即使学问做得再好，于国于社会于他人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都做不好，还奢谈什么学问？”
记者阅读了数十份偷书者的检查，无一人在检查中使用过“偷”这个字眼。所有该用到这个字眼的地方，都被“带走”、“拿”、“携带”等字眼取代。无论是公开的坦白还是在意识深处，没有一个人将偷书与犯罪视若等同。他们共同扯起一块古老的道德遮羞布：“窃书不算偷”。
正是这块遮羞布的遮掩，当一名偷书人大摇大摆通过安检门时，报警器响了，他大大方方从身后抽出一本书放下。再过，再响，再放下。如是这般五次。而五次逾越了道德防线，“这人竟毫不脸红”。他辩解：“不就是一本书吗？”
也正是这块遮羞布的遮掩，当偷书人把手伸向国图这座“精神富矿”时，并没有小偷将手伸向他人钱物时的犯罪感。即使有些图书被视为“国宝”，但一样未能让这些偷书人止步。
《北洋画报》国内仅存一本。从史料、文物价值看，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。而现存的这本画报，已经开了数十处“天窗”。《故宫名画三百种》属于保存本，十分珍贵，但其中的画页被撕去数张。典藏组组长蔡萍痛心地说：“像这等已经属于文物的书籍一旦毁坏，永远不能复原了。这种人判刑都绰绰有余了。”
偷书算不算犯罪？记者就此征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梁华仁的意见。他说：“窃书并不永远不会构成犯罪。对于窃书是否构成犯罪一般可以从两方面认定：一是所窃书经济数额是否较大，一般偷窃行为达到500元即构成犯罪；二是从窃书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来看，图书馆中的图书作为公共资源为广大读者所共享，认为自己需要就把书偷走，别人就失去查找阅读的机会，给其他读者造成精神伤害。如果偷盗的是图书馆馆藏孤本、善本图书，那就不仅是图书馆、广大读者的损失，更给国家、民族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，这种行为显然已构成犯罪。”
梁教授认为：“从根本上杜绝和减少盗书行为，首先要根据具体情节认定是违法还是构成犯罪，对构成犯罪的盗书者一定要坚决扭送公安机关，依法惩处。按照一事不再罚原则，先罚款再扭送公安机关是不合理的。因此，对窃书行为不能一罚了事。一味罚款不能解决窃书的根本问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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